雷锋是帮人太多累死的，黄继光是摔倒了才堵上枪眼的，潘东子是个整日做明星梦的“富家子弟”……对此，你是仅仅觉得好笑，还是认为它们是对国人感情的伤害，是对英雄的侮辱？
　　以上都是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恶搞。作为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文化，“恶搞”是指对公开发表的作品进行加工，以达到某种喜剧效果。然而，由于不加节制也毫无约束，网络恶搞似乎逐渐偏离了它原有的轨道。当一些流传日久至今魅力不减的经典作品、一些在历史上已有定论的英雄人物被肆意改编、戏说，人们不禁要问：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拿来开玩笑？
　　恶搞应该有底线么？如果有，它的底线在哪里？

　　新闻助读

　　市民：有人认为应宽容，用人认为应管束
　　记者就有关恶搞问题采访了部分市民，他们的观点大多可归为以下四类：
　　观点一：恶搞作为网络上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，对其应具有更为宽容的态度。堵不如疏，恶俗的恶搞会因失去市场而自动消失。
　　观点二：人们对恶搞的关注出于猎奇的本能。同时，现代社会压力太大，恶搞能帮助人们在短时间内释放压力。恶搞扎根于草根，具有平民化、非商业性等特点，能够逗人高兴。
　　观点三：恶搞要有道德底线。对英雄人物的恶搞会混淆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，戏说也应有尺度。
　　观点四：恶搞不能侵犯他人权利。对恶搞现象宽容并不等于听之任之，必须要有法律上的规定和基本的道德规范约束，因此对其进行适度的管理很有必要。

　　作者：恶搞是过头了，但我的只是好笑
　　《中国队勇夺世界杯》的恶搞短片作者“猫少爷”将自己的作品与恶搞划清了界限。他说，恶搞是指过头了的东西，低俗的才算恶搞，“我这个作品只是搞笑，并不是恶搞”。而对低俗的定义，“猫少爷”坦言这是“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”的，“你说一个卖青菜的和贝多芬对于低俗的概念肯定是不一样的”。
　　“猫少爷”建议，在不违背大道德的前提下，电视台应该适当地向这些“平民”编导敞开大门，甚至可以办些栏目。

　　红色经典被拿来“开涮”
　　公众质疑：恶搞的底线在哪里？
　　恶搞作品高频率地进入人们的视野，是从胡戈的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”开始的。胡戈一夜成名，之后越来越多的恶搞作品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，有的受人追棒，有的招来嘘声一片。
　　红色经典被戏说，引起不少网友不满。在短片《铁道游击队之青歌赛总动员》中，英勇抗日的铁道游击队员变成了牢骚满腹的参赛歌手。而一个名叫“胡倒戈”的网民制作的《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》中，小英雄潘冬子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“富家子弟”，其父亲变成了“地产大鳄”潘石屹，其母亲一心想参加“非常6+1”，因为她的梦中情人是主持人李咏。而且，潘冬子与恶霸地主胡汉三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了“参赛歌手”与“评委”之间的脑筋急转弯游戏。
　　恶搞者还瞄上了中国国家足球队。在《中国队勇夺世界杯冠军》短片中，国家队因球迷人数多而进入2006世界杯32强，成龙成了中国足协主席。小组赛第一场中国队以0∶14告负，许多综艺节目拿此开涮。《开心辞典》主持人王小丫给选手出题：“你认为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能否小组出线？”3个选项却全是“不能”。小组赛对阵葡萄牙时，中国队排出了10∶0∶0阵型，10个人龟缩在禁区进行防守。眼看比赛就要结束，这时李铁拿球，他一个大脚向对方半场角球区踢去，没想到球却径直飞向对方球门，而此时葡萄牙队门将正在自己的球门里睡大觉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最终，中国队戏剧化战胜巴西队捧得大力神杯时，响起的是黄健翔的“激情解说”。
　　还有一类恶搞拿明星和名人的肖像和隐私说事。一位名为安迪的油画家将画笔伸向了娱乐明星，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为其创作了风格怪异的油画。2005“超女”冠军李宇春与2006“加油！好男儿”选手向鼎被定位成“一个活色生香双头单细胞的连体宝贝”，并用油画的形式表达出来；袁立成为《拒绝性骚扰》公益油画的主角，模样性感；而范冰冰则被安排“全裸”入画，代言公益广告；“抑郁症病人”崔永元则成为反恐油画《黑夜不懂白夜的黑》的主角。
　　恶搞作品对雷锋、铁道游击队、潘冬子等一些英雄人物的调侃和丑化，触动了公众心中的道德底线。八一电影制片厂迅速作出反映，表示恶搞者侵害了该厂和相关创作人员的权益，甚至触及到法律层面的问题，他们要追究相关责任。而不少网友则认为，如此恶搞戏说了几代人心中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，是“对民族英雄的侮辱”，是“超出了尺度的胡说八道”。

　　大量恶搞引用他人的作品
　　法律专家：法律是其不能触碰的底线
　　胡戈的“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”里面有80%的片段是直接引用《无极》的，还有20%是电视栏目《中国法治报道》的；《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》的画面也大多是“照搬照抄”。同样，漫画、油画形式的恶搞也是在名人甚至普通人的肖像上进行的修改、丑化。这些作品在网上一经传播，其是否侵权的争论就从未停息过。
　　浙江省知识产权法研究会会长、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永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，现在有些恶搞行为，根据其涉及的内容和影响，可能会侵犯三方面的权益。
　　首先，恶搞作品会侵犯他人的著作权。无论是“馒头血案”，还是“闪闪的红星”，恶搞者所引用的音乐、影像等大多是已公开发表的作品，这些作品受国家版权法保护，其发表、署名、修改、复制、发行、改编等权利均系著作权人所有。恶搞者未经著作权人同意的修改、改编，容易侵犯其著作权。哪怕没有恶搞，拿他人的作品进行改编并在网上传播，也是一种侵权行为。
　　其次，一些恶搞的对象是明星、名人的肖像，比如油画家把很多娱乐明星的照片放在一起“恶搞”，这就涉嫌侵犯了娱乐明星的肖像权。一些恶搞涉及非公众人物，但非公众人物的肖像权同样受法律保护。一旦自己的照片被“恶搞族”盯上，各种怪形象就在网上传播，长此以往人们的肖像权朝不保夕，这样的现象是法律所不允许的。
　　再次，拿他人的隐私恶搞，会涉及侵犯名誉权的问题。通过恶搞，把别人的形象丑化了，法律用语叫作“社会评价降低”，显然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。而在博客中随意暴露他人的隐私，同样也是侵权行为。
　　李永明说，法律是恶搞者不应触碰的底线。还有很多恶搞涉及的是道德问题，一些传统的文化虽然不受著作权法保护，但对它的恶搞会侵害大众的民族情感。恶搞者自娱自乐并没有问题；一些恶搞作品针砭时弊，轻松且引人深思，也值得肯定；可拿红色经典、传统文化“开涮”，对社会来说，弊大于利。如何净化网络空间，通过法律、道德等各种手段来规范恶搞行为，需要有关部门尽快思考并采取措施。

　　孩子崇敬的偶像都去了哪？
　　教育专家：加强青少年的认知教育
　　据统计，截至今年6月底，我国1.23亿网民中，未成年人占了14.9%，约为1833万，网上创作和推崇恶搞作品的大多数是未成年人。不少孩子并不觉得恶搞有什么不对。一名小学生对他的母亲说，雷锋就是太傻了，哪有做好事情不留名的，现在拾金不昧还讲究金钱回报呢。
　　恶搞将对未成年人的世界观、价值观和人生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青年的意识形态的发展，用什么方式过滤和控制网络上负面的意识形态的传播？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似萍认为，根源在于补回年轻这一代道德情感的缺失，为孩子们建立起一种能够判断善恶的价值观。
　　韩似萍认为，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今天，像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、胡戈的“馒头血案”，娱乐一下是可以宽容的，但要以恶作剧颠覆几代人心中的英烈形象，把一些神圣的形象庸俗化了，伤害的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情感，会造成社会道德情感的“恶性循环”。“由于大教育的苍白，如今的孩子对雷锋、潘东子之类的英雄人物缺乏认知层面的理解、情感层面的敬仰，才会拿他们来调侃，而神圣的形象在调侃与戏说中被庸俗化，最后人们都没了崇敬的偶像，没了精神的坐标。”
　　韩似萍告诉记者，解决这一类问题要从加强这代人的认知教育做起。“道德情感总是在一定的道德认识基础上产生，并随着道德认识的发展而形成道德行为。一个对自己国家的英雄人物的过去和现在都知之甚少的人，是不可能对其产生深厚感情的。因此，丰富学生的人文知识，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，提高他们的道德认识水平，是促使道德情感不断升华的重要途径。”
　　韩似萍还认为，解决违反常理的道德行为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，“学校和家长需要不断挖掘人性中善、美的东西，帮助孩子认识、体会善良和崇高，而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更应担负起这样的任务，不该为了满足某些人的猎奇心理而传播一些泛娱乐化的事件。我们需要把英雄人物正面光辉的事迹传播到大众心中去，让人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精神领袖的，我们要帮下一代重新找回崇敬的偶像。”

　　网络短篇今后需要审查？
　　广电总局：视频网站面临“监管风暴”
　　胡戈的《鸟笼山剿匪记》在网上传播后，有关该短片会被国家广电总局制止并处罚的报道就层出不穷。国家广电总局社会管理司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影视剧类视听节目，必须取得《电视剧发行许可证》、《电影公映许可证》，否则将会立即被制止，并会有相关的处罚。
　　而最近有媒体报道，广电总局目前正在制订互联网视频的新管理条例。该条例有望在八九月份正式出台，其内容主要是对视频网站放任自流的违规现象进行“围剿”，以促使这一新兴产业尽快纳入广电部门的管理体系。
　　这被许多网民看作是针对“恶搞”的最有力的行政法规。但有关法律专家指出，这样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，不能解决目前恶搞泛滥的根本性问题，意义不大，需要进一步完善。